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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漢卿影響之深遠，一言即可蔽之。
我們常說自己“比竇娥還冤”，對于六月飛雪的典故也耳熟能詳——本是一年中最為酷熱的時節，竟爾天降鵝毛大雪，這樣的一幕可以說根植在了國人的心中，成為了千古奇冤的最佳代言。
如果能稍作考據，便會發現，“六月雪”的典故可追溯至戰國時期，當時效命于燕的鄒衍被誣入獄，天降大雪，燕惠王覺察到其中的冤屈，將這位名士釋放，漢代王充的 《論衡·感虛》中便寫道：“ 鄒衍無罪，見拘於燕，當夏五月，仰天而嘆，天為隕霜。”
或許這樣的冤屈終能昭雪，這樁奇事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。而關漢卿則將之引申，書寫入一部《感天動地竇娥冤》中，最終令這一典故街頭巷尾，婦孺皆知，以至于成為了中國文化語境的特殊組成部分，今人視之，亦嘖嘖稱奇。
關漢卿于我們而言，可以說既熟悉又陌生。
他以一幅畫像的姿態，出現在每個經歷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的課本上，甚至在臺灣的歷史教材上也能覓得蹤跡，以至于成為不少頑皮少年發揮主觀想象的素材——從這一方面而言，關漢卿也可以說成為了連結兩岸語境的共同話題之一。
可偏偏他生在了極力貶低知識分子的元代，在“九儒十丐”的社會背景下，這位戲劇家的一切又基本無史可考，時至今日，我們只能憑借《錄鬼簿》等戲曲專著中的零散記錄中窺得一個大概。對于大多數人而言，關漢卿是一個寫了《竇娥冤》的作家，僅此而已，然而，這位戲劇家所作出的貢獻，卻遠比常人所了解的要大。
（主頁君在這里再敲一次黑板，補充一點冷知識：這幅我們最為熟知的關漢卿畫像，是由畫家李斛作于1958年。）
附：李斛簡介
李斛（1919——1975），號柏風，四川省大竹縣人。著名中國畫家，美術教育家。
1946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。精于素描人像，并嘗試作水墨寫生，徐悲鴻先生贊賞其“以中國紙墨用西洋畫法寫生，自中大藝術系遷蜀后始創之，李斛仁弟為其最成功者。”1948年應徐悲鴻先生之邀來到北平，在清華大學營建系任教，1952年轉至中央美術學院，1962年任中國畫系人物科主任。
李斛始終堅持于中西繪畫的結合，追求表現新時代精神和新題材的技法，在藝術和教學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，他的人物畫《印度婦女》、《女民警》，革命歷史題材畫《廣州起義》和夜景山水畫《武漢長江大橋橋墩夜景》、《三峽夜航》等，均成為開創中國畫新領域的成功嘗試。1958年為紀念關漢卿戲劇創作七百年而完成的《關漢卿像》，我國和前蘇聯均選印為紀念郵票，成為新中國人物郵票的經典之作，為中國畫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關漢卿是元代雜劇的奠基人，為中國戲曲的日后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。
他與白樸、馬致遠、鄭光祖并稱為“元曲四大家”，這一說法自元明一直延續至近代，得到了國學大師王國維等人的重新認可與強調。
他在當時的知名度，大概猶如今日之金庸，著作頗豐，代表作除了一部《竇娥冤》之外，至今流傳于世的尚有《救風塵》《望江亭》《魯齋郎》等，以當時的視角來看，他的作品取材多來自民間喜聞樂見的故事與事件，每當關漢卿的新戲上演，是時的觀劇場面也可以說是萬人空巷了。
話說回來，能在寶貴的歷史教材上占據一席之地的，又怎會沒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呢？一部《竇娥冤》的悲劇性早已得到了世界的公認，甚至有人將關漢卿冠以“東方的莎士比亞”之美譽，不過有一點還需要強調一下——關漢卿約生于金末，卒于元大德年間，而莎士比亞，則在200余年之后方才呱呱墜地。
（這一次的《關漢卿》中，王斑與于明加將分別飾演劇中的男女主角關漢卿與朱簾秀）
9月22日，我們將田漢先生編劇的一部《關漢卿》重新搬上舞臺，聊以為一點紀念——紀念中國古代戲曲文化的輝煌，紀念中國民族化戲劇的傳承，紀念北京人藝的誕生，也為了讓更多人知道，這樣一位數百年前的劇作家，可能比多數人所能想到的更為偉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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